治理“大城市病”：城市规划的中国实践
文：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熊柴 鞠辰

导读

当前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益表现为城市之间，特别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城市之间。在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许多城市出现资源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严重制约城市竞争力提升，核心原因在于城市规划等治理能力不足。我们对国际代表城市的规划经验教训进行了梳理总结，为中国城市规划实践提供参考。

摘要

3.城市规划的中国实践。1）北京：淡化经济中心色彩，从单中心转向“一核一主一副”。北京的城市定位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工业基地逐渐转向当前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当前北京面临中心区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教育医疗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同时近年“拆违打墙”致居民生活不便。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低估人口增长并以此制订城市规划，导致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等规划不足。北京曾在1958年、1993年、2005年相继提出1000万、1500万、1800万的长期人口规模控制上限，但分别在1986年、2005年和2010年被打破。二是空间规划布局不合理。北京是单中心城市结构，以多层次的环形放射、轴线对称的道路系统为框架，导致功能和人口一极集中，五环内人口占比约48.9％，职住分离严重。三是交通建设明显滞后，教育、医疗、零售网点等公共服务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平衡。四是机动车和周边地区生产排放等导致空气污染严峻，2012年均PM2.5浓度一度达102μg/m3，2018年仍然高达51μg/m3。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北京正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治理：一是大力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从“单中心”向“一核一主一副”布局转变；二是加强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三是严控生产生活排放。

2）上海：从工业中心转向经济金融中心，走向多中心网络化布局。上海的城市定位从新中国初期综合性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逐渐转向当前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上海的城市发展呈现圈层式扩展和轴线延伸的特点，多版总规参考伦敦卫星城建设模式，延续多中心、有机疏散的空间布局导向。当前上海的城市发展面临2个主要问题：一是由于新城产业和人口导入不足，副中心和新城发展独立性、辅助性不够；2015年上海市外环内、外人口密度分别为1.71万、0.23万人/km2。二是土地资源的城乡配置严重不合理；2015年上海城镇和农村人口比值高达7.1:1，但其居住用地比值仅1.3:1。上海正主要从以下3方面着手改进：一是完善新城的综合功能，加速形成“一主、两轴、四翼，多廊、多核、多圈”空间结构布局；二是实施公交优先的战略，构建市域轨道交通网络、优化道路交通、强化新城与主城区快速联系和新城对外辐射能力；三是调整城镇居住用地与农村居民点用地比例从2015年的1.3:1至2035年的4.4:1，合理分配土地资源，构建紧凑型城市。

3）深圳：组团式开发引导的创新活力之城，城市更新任务艰巨。深圳的城市定位从早期以工业为主导的综合性经济特区逐渐转向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并通过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建设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打造前海对外开放的门户枢纽、加速城市更新等4项措施加快城市改革与发展。深圳城市规划以组团为单位，从蛇口、罗湖、沙头角3个据点逐渐发展成为当前2个城市中心、5个副中心和8个组团中心构成的“三轴两带多中心”空间布局。组团式规划一方面适应深圳高速发展，开发节奏更具弹性，灵活可控；另一方面适应地形避免城市摊大饼式扩张，交通成本更低。作为改革先锋，深圳是中国土地财政先行先试者，探索建立了市场为主导的城市建设机制；2018年率先尝试二次住房制度改革，商品房、保障房和公租房并举。但深圳规划也存在低估人口增长导致规划前瞻性不足、土地资源紧张、城中村遗留问题，2014年城中村自建房占全市住房总量的48％。根据总体规划，未来深圳将在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提升城市公共服务的同时，加速城市更新。

4.结论与建议。1）中国应适应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发展趋势，全面提升城市规划水平，加快改善城市治理。中国不少城市已基本完成产业人口布局，城市工作重心将从大规模建设逐渐转向精细治理，以人民为中心着重提升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2）充分尊重城市发展的市场规律，开门做规划。一方面应打开思路，充分尊重人口与资本流动的市场规律，善用引导措施代替行政政策；另一方面，规划编制应完善市民参与机制，充分了解市民对城市发展的期待和需求，建设以市民为中心的宜居城市。3）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政府应严格环保立法与执行，严格控制生产生活废气和汽车尾气排放；引导鼓励资金投入到生产能耗和排放优化中，持续降低单位GDP能耗；增强城市弹性、建设海绵城市；增加绿地比例，提高城市自身净化和应对突发性灾害天气的能力。4）人口不是导致大城市病的主要原因，规划新城、发展以轨道交通为骨架的多中心城市等是提高人口承载力的有效方式。大城市病主要在于核心区功能产业及人口的聚集超过短期承载能力，与城市人口总量并无必然联系。从国际经验看，当城市集聚发展到一定阶段，中心区产业、人口有向外疏解需求，并形成两种模式：一是伦敦的有机疏散模式，通过新城疏解核心区功能，并建设多层级城市中心确保城市服务辐射的可达性。二是东京的多中心都市圈模式，构建多个副中心和反磁力中心，并通过发达的轨道交通连接。

风险提示：部分城市早期资料、数据缺失；规划建设不及预期。

目录

1城市规划的逻辑与发展脉络

2 城市规划的国际经验

2.1伦敦：现代规划和大城市病治理先行者

2.2纽约：致力成为以市民为中心、强大公平的世界城市

2.3东京：“环线+放射线”轨道网络连接的多中心城市

2.4新加坡：以公共交通系统为骨架的高密度可持续发展城市

2.5莫斯科：从单中心、工业优先转向多中心、商业服务型城市

3 城市规划的中国实践

3.1 北京：淡化经济中心色彩，从单中心转向“一核一主一副”

3.2 上海：从工业中心转向经济金融中心，走向多中心网络化布局

3.3 深圳：组团式开发引导的创新活力之城，城市更新任务艰巨

4 结论与建议

正文

3. 城市规划的中国实践

3.1 北京：淡化经济中心色彩，从单中心转向“一核一主一副”

北京市土地面积16410.5km2，2018年常住人口2154.2万，其中城六区（东城、西城、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区）土地面积1381㎡，常住人口1208.8万，人口占比超56％。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并携政治中心优势成为了中国事实上的主要经济、金融中心，三产比重达到81％，金融、总部经济和科技创新逐渐成为三大名片。

北京的城市定位从新中国初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工业基地逐渐转向当前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新中国成立早期，北京的发展目标为“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1953年编制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定位北京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在旧城设中央办公区，东北郊设工业区，西北郊聚集文教科研区，东郊设使馆区。改革开放后，要求淡化北京经济中心职能，突出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开始外迁重化工业。2004年后北京定位转变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并首次提出“宜居城市”。2014年中央明确北京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四个中心”，发展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城市外迁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产业，核心区作为政治中心和历史文化中心，西北部中关村发展国家创新产业基地，东北部通过规划使馆区及外交机构、吸引国际组织和国际商业机构落地等打造国际交往中心。

当前北京面临中心区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教育医疗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近年“拆违打墙”致居民生活不便。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长期低估人口增长并以此制订城市规划，导致用地规模、公共服务设施等规划不足。北京曾在1958、1993年、2005年相继提出1000、1500、1800万的阶段人口规模控制上限，但分别在1986、2005年和2010年被打破。由于在城市总体规划中，用地规模、交通设施、配套基础服务设施等均依据预估人口规模确定，人口目标被突破造成交通拥堵、资源紧张等一系列问题。北京人口规模预估不准的主要原因是忽视市场规律，严重低估人口流入。2015年北京提出2300万的长期人口控制上限并出台一系列人口调控措施，主要包括加强落户审批，清退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能耗产业，疏解部分非核心功能，对群租房、地下空间、城乡结合部等联合执法开展综合整治等。

二是空间规划布局不合理。北京是单中心城市结构，以多层次的环形放射、轴线对称的道路系统为框架，导致功能和人口一极集中，五环内人口占比约48.9％，职住分离严重。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筑学家梁思成、陈占祥曾提出在旧城西侧另设现代化新城和行政中心的方案，但被否决。北京的布局参考莫斯科单中心模式，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以多层次的环形放射、轴线对称的道路系统为框架，形成放射状同心圆布局。单中心结构导致人口和工商活动高度集在北京五环内，2015年人口密度高达15774人/km2，占比超过48.9％，局部拥挤严重。布局不合理还导致北京市职住分离严重：就业中心相对集中在核心区，居住相对分散且相距较远，因此导致整体较高的交通需求和成本。根据荷兰TomTom发布的2018全球最拥堵城市排名报告，北京位居第30名，高峰时段行驶时间约为正常值的170％。

三是交通建设明显滞后，教育、医疗、零售网点等公共服务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平衡。在交通设施方面，2018年北京城六区轨道密度仅为0.03 km/km2，东京都为0.14 km/km2；道路密度仅6.88km/km2，纽约集中建设区道路密度达12.6km/km2（中规院交通所，2017），交通设施建设明显滞后。在教育医疗方面，其一，基础教育资源供应不足、分布不均。2011、2012年北京出生人口分别为16.7、18.7万人，而对应的2017、2018年北京小学招生数仅为15.7、18.4万人，出生人口为19.7、17.8万人，基础教育学位存在较大缺口。北京7成的市、区级重点小学集中在海淀、东城、西城、朝阳四区，而在人口占比超51％的五环外地区，优质基础教育资源严重稀缺。其二，优质医疗资源高度集聚，北京有109家三级医疗机构、54家三甲医院和15家全国百强医院，吸引了大量全国各地病人到北京就医。同时优质医院约8成集中在中心城区，加剧周边地区交通拥挤。在零售商业配套方面，北京商业用地长期规划不足，商服用地在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中仅占比9.3％，远低于纽约、东京的27.0％、16.4％，其中市中心老旧居民区居住和商业零售规划不平衡问题尤为突出。大量市场需求诱使“居改商”现象频发，不得不采取“拆违打墙”行动拆除违法建筑。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改善老城面貌，整治居住改商业、非法侵占，防范违规改造带来的安全隐患，但一刀切式的管理让很多接地气的早餐铺、便利店消失，给居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四是机动车和周边地区生产排放等导致空气污染严峻，2012年年均PM2.5浓度一度达102μg/m3，2018年仍然高达51μg/m3。根据北京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统计，2017年北京市PM2.5主要来源中本地排放占2/3，移动源、扬尘源、工业源、生活面源和燃煤源分别占45％、16％、12％、12％和3％，农业及自然源等其他约占12％。随着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产业外迁，北京市工业污染源等其他类污染减少，使得机动车排放污染占比升高。PM2.5主要来源中另外1/3则来自区域传输，重污染日的区域传输来源占比通常超50％，其污染源多为机动车排放、扬尘和燃煤。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北京正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治理：一是大力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从“单中心”向“一核一主一副”布局转变。2004年北京总体规划提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结构，发展通州、亦庄、顺义等11个新城。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京津冀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2017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进一步要求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规划“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城市空间结构，即一个首都核心功能区、一个中心城区、一个城市副中心，中轴线及其延长线、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多个位于平原地区的新城和一个生态涵养区。核心区和中心区发展以疏解功能、控制规模、提升品质和生态环境为主，加强文化服务设施建设，限制大型商办、物流和住宅开发，并着力打造通州副中心承接中心城区功能和人口疏解。

二是加强城市交通设施建设、完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在交通设施建设方面，坚持公交优先战略，鼓励绿色出行。根据总规，一是将提升道路网密度，预计2020年从现状6.88km/km2增至8km/km2；二是增加轨道交通和公交专用道里程，2020年轨道交通里程由现状约631km提高到1000km左右、2035年不低于2500km，2020年中心城区公交专用道里程由现状约741km增至1000km。目标2020年绿色出行比例从现状70％提升至75％以上，2035年不低于80％。在教育医疗方面，增加教育、医疗资源配置总量，改善分布平衡。北京将健全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加强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在薄弱地区和重点领域的配置，规划到2020年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由现状5.14张提高到6.1张，到2035年提高到7张左右。

三是严控生产生活排放。北京持续推进交通污染减排，削减包括燃煤在内的工业污染排放总量。其一，同步治理“车、油、路”，减少机动车排放。北京2018全年人工检查重型柴油车216.88万辆次，立案处罚超标车32.53万辆次。其二，北京基本完成对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企业的疏解工作。自2014年以来，北京已经关停2600余家印刷、铸造、家具等行业的污染企业；并在京津冀实行燃煤和扬尘大的企业停限产、工地停工等多项严格措施；全面进行煤改电、煤改气升级，杜绝散煤。2018年北京PM2.5平均浓度为51μg/m3，优良天数比例升至62.2％，但仍低于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平均15μg/m3的水平。

3.2 上海：从工业中心转向经济金融中心，走向多中心网络化布局

上海市土地面积6340.5 km2，2018年常住人口2423.8万，其中外环内中心城区土地面积664km2，常住人口1140万（2015年）。上海是中国经济金融心脏，经济以汽车、电子、金融为支柱，三者占GDP的58％。随着中国经济继续腾飞，上海未来有望媲美纽约，成为主要的全球经济金融中心。

上海的城市定位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综合性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逐渐转向当前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1953年上海市总图规划示意图》定位上海为综合性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1958年《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初步意见（1958年）》进一步提出在生产、文化、科学、艺术等方面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美丽的城市之一。1986年《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定位转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和重要的经济、科技、贸易、金融、信息、文化中心。1992年在设立浦东新区时，中央要求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2001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将定位转变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上海逐渐形成以陆家嘴金融城和外滩金融聚集带为核心，以中心城区、洋山保税港区为辅的国际金融中心布局；通过“三港”（高桥港、洋山港、浦东空港）、“三区”（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联动，构建国际航运中心布局；以大虹桥地区为载体、虹桥交通枢纽为核心集中打造国际贸易集聚区。同时，上海不断加强综合交通基础设施，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并逐步转移传统工业到新城和其他长三角城市。2018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定位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五个中心，目标2035年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上海的城市发展呈现圈层式扩展和轴线延伸的特点，多版总规参考伦敦卫星城建设模式，延续“多中心、有机疏散”的空间布局导向。1953年上海参考莫斯科规划模式编制《1953年上海市总图规划示意图》，采用“定额指标”方式计算功能比例，确定了单中心结构和多层次的环形放射道路系统。1958年总规提出开辟近郊工业用地，发展卫星城。1986年总体规划将规划范围进一步向外扩展，并提出“中心城-卫星城-郊县小城镇”体系。但这一时期的卫星城功能以工业为主，综合性较差。2001年总规要求建设新城，规划徐家汇、五角场、真如、花木4个城市副中心。2018年总体规划提出与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参考东京圈的多中心体系，规划16个城市副中心，包括江湾-五角场、真如等9个主城副中心、5个新城中心和2个核心镇中心。在上述规划下，上海逐渐形成沿黄浦江南北向、沿延安路-世纪大道东西向两条主轴线向外扩展的势态，同时内环线、外环线、远郊环线划分的3个发展圈层日渐清晰，即内环内中心城核心区，外环内中心城拓展区，远郊青松虹地区、大浦东地区、杭州湾北岸地区、长江口三岛地区。

当前上海的发展面临2个主要问题，一是由于新城产业和人口导入不足，副中心和新城发展独立性、辅助性不够；2015年上海市外环内、外人口密度分别为1.71万、0.23万人/km2。受城市近域扩张和轴向延伸的影响，近郊和主要发展轴线上的闵行、宝山、嘉定、松江等新城建设十分活跃，而远郊金山、崇明等新城缺乏有力支撑。新城发展的产城融合度不够，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导致新城难以发挥综合性城市功能，在集聚人口和平衡空间结构上的作用仍不突出。当前上海的城市功能、人口和就业岗位向中心城及其周边地区集聚的态势仍然显著。2015年上海市内环内、外环内人口密度分别达2.99万、1.71万人/km2；而中心城周边地区和郊区新城人口密度仅0.62万、0.5万人/km2。在位于中心城和新城以外的60个镇中有1/3人口不足5万，公共服务配套基础薄弱，对周边地区的服务带动作用不够。

二是土地资源的城乡配置严重不合理；2015年上海城镇和农村人口比值高达7.1:1，但其居住用地比值仅1.3:1。上海存在城镇与农村居住用地配置比例不合理现象。2015年城镇居住用地660km2，农村居民点用地513km2，两者接近；而城镇人口2116万，在总人口中占比87.6％；农村人口仅299万，占比12.4％，人地错配严重。

上海正主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改进：一是完善新城的综合功能，加速形成“一主、两轴、四翼，多廊、多核、多圈”空间结构布局。通过在新城和新市镇增加土地、就业岗位、基础设施、住房供给，引导中心城人口向外转移。规划2035年提升新城、新市镇人口密度分别至1.2万、1.0万人/km2，并加强长三角城市群的区域协同。同时上海将加速形成“一主、两轴、四翼，多廊、多核、多圈”空间布局，提高城市人口承载力。其中“一主、两轴、四翼”为上海市规划布局：一主即外环线区域以内的中心城区，范围面积664km2，规划常住人口规模约1100万；两轴指的是黄浦江竖轴+延安路-世纪大道横轴两条发展轴；四翼即宝山、虹桥、闵行、川沙四个主城片区。“多廊、多核、多圈”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多廊为沿海沿湾构建沪宁廊道、沪杭廊道、沪湖廊道、通苏嘉廊道；多核为合肥、南京、杭州等核心城市；多圈即形成苏锡常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宁波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沪宁合杭甬都市圈。

二是实施公交优先战略，构建市域轨道交通网络、优化道路交通、强化新城与主城区快速联系和新城对外辐射能力。在轨道交通方面，强化新城与主城区快速联系和对外辐射能力，形成9条主城区联系新城、核心镇、中心镇及近沪城镇的射线。将新城与主城区之间的公共交通出行比例提升至80％，枢纽之间的轨道交通出行时间缩短至40分钟以内。在道路交通方面，主城区在“三环十射一横十字”快速路网基础上，打通南北向通道。在既有市域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系统基础上，构建由铁路、城市轨道、常规公交和辅助公交等构成的公共交通系统，形成城际线、市区线、局域线等3个层次的轨道交通网络。上海规划到2035年全市公共交通占全方式出行比例达40％，中心城平均通勤时间不超过40分钟。

三是调整城镇居住用地与农村居民点用地比例从2015年的1.3:1至2035年的4.4:1，合理分配土地资源，构建紧凑型城市。上海规划在控制总建设用地规模不增加的前提下，优化土地配置。当前上海建设用地规模为3071km2，并要求到2020年控制在3185km2，到2035年控制在3200km2。目标到2035年提升城镇居住用地至830km2，减少农村居民点用地至190km2以下；通过土地二次开发和利用地下空间等，建设紧凑型城市。

3.3 深圳：组团式开发引导的创新活力之城，城市更新任务艰巨

深圳市土地面积1997km2，1979-2018年常住人口从31.4万增至1253万，逐渐从小渔村变为“制造工厂”再迈向“硬件硅谷”、“创新之城”。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等战略新兴产业成为深圳经济支柱，占GDP比重达到38％。

深圳的城市定位从早期以工业为主导的综合性经济特区逐渐转向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1986年《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总体规划（1986-2000年）》提出以工业为重点的外向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高度文明的综合性经济特区目标。2000年《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纲要（1996-2010年）》中定位转向综合性经济特区、区域综合交通枢纽、港口城市、区域中心城市、高新技术区域制造生产基地、现代历史文化名城。2010年《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进一步提出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城市，近年通过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建设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打造前海对外开放的门户枢纽、加速城市更新等4项措施加快城市改革与发展。2018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打造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

深圳城市规划以组团为单位，从蛇口、罗湖、沙头角3个据点逐渐发展成为当前2个城市中心、5个副中心和8个组团中心构成的“三轴两带多中心”空间布局。1982年《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提出“带状组团式”布局，选择毗邻香港的蛇口、罗湖、沙头角三个“据点”作为建设的起点。1986年《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总体规划（1986-2000年）》延续多组团布局，在三个据点之间规划开发区、科技工业园等，并通过深南大道串联起各组团。2000年《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纲要（1996-2010年）》将规划范围从土地面积327.5km2的特区扩大到全市1997km2的范围。深圳以原特区为中心，由北向西、中、东三个方向发展，形成辐射状基本骨架；并在此基础上，将全市划分为9个功能组团和6个独立城镇，并以组团为基本单位进行产业布局。2010年《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提出建立三级城市中心体系，包括福田-罗湖中心和前海中心2个城市中心，龙岗、龙华、光明新城、坪山新城和盐田5个城市副中心，航空城、沙井等8个组团中心。城市布局以区域交通网络为依托，构建三条南北向发展轴、两条东西向发展带，形成“三轴两带多中心”的轴带网状组团结构。

深圳组团式规划一方面适应高速发展，开发节奏更具弹性，灵活可控；另一方面适应地形避免城市摊大饼式扩张，交通成本更低。城市发展过程中，新型产业功能出现可以在新的组团中迅速建设，不需要像北京等城市一样需改造、拆迁置换，使得深圳可以快速对新的市场需求做出反应，及时抓住发展机会。另一方面组团式布局避免了城市功能一极集中带来的拥挤和摊大饼式扩张。城市各个组团模块功能完备，可减少长距离通勤；当前深圳由东、中、西三条发展轴上的公路、轨道，以及东西向的深南大道、机荷高速、厦深铁路，共同构成两横三纵的棋盘式交通网络，市民出行搜寻和交通成本极大降低。

作为改革先锋，深圳是中国土地财政先行先试者，探索建立了市场为主导的城市建设机制；2018年率先尝试二次住房制度改革，商品房、保障房和公租房并举。深圳1982年开始征收土地使用费，1987年率先在全国拍卖土地使用权，开启“土地财政”模式。1989年改革住房制度，引领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兴起，逐步建立了市场为主导的开发建设机制。2018年6月深圳启动第二次住房制度改革，将住房分为市场商品住房、政策性支持住房以及公共租赁住房三大类，占住房供应比例依次为40％、40％、20％，预计到2035年深圳将筹集建设各类住房170万套。

但深圳规划也存在低估人口增长导致规划前瞻性不足、土地资源紧张、城中村遗留问题，2014年城中村自建房占全市住房总量的48％。深圳当前城市发展的问题主要有3个：其一，低估人口增长。深圳曾在1996年、2010年相继提出510万、1100万的长期人口目标，但分别在1997年和2015年被打破，导致深圳城市规划不断被迫调整，包括部分组团规划面积不足向外蔓延致组团间边界不清，是造成深圳当前“大城市病”的根源。其人口规模预估不准确的主要原因是非普查年份人口统计偏差及低估人口增长。其二，土地开发资源不足。在2005年深圳就提出土地空间有限、能源水资源短缺、人口不堪重负和环境承载力不足等“四个难以为继”的发展瓶颈，其中土地资源不足居首。2017年深圳建设用地已达993km2，占市域总面积的49.7％，接近政府制定的50％规划红线。用地不足导致新兴产业，尤其是重大新兴项目落地困难，龙头企业扩张遭遇瓶颈；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难以实施；居住用地供给短缺，房价高昂。其三，城中村等老旧住房占全市住房总量约48％，城市更新任务艰巨。深圳在1992年、2004年分别宣布将特区内、全市土地国有化，但实际上不少原农村土地仍属于村集体所有，出现大量违建，安全隐患突出，严重影响城市面貌，2014年底城中村等老旧住房占全市住房总量约48％。

根据总体规划，未来深圳将在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提升城市公共服务的同时，加速城市更新。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增加教育、科研和医疗卫生投入。《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提出，2010-2020年义务教育学位从77.9万增至100万个，高中阶段学位从11.6万增至20万个；全市医院床位数从21床/万人增至50床/万人，总床位数达44500张。提高公共交通分担率，公共交通出行占比从5成增至7成；轨道交通里程总长从64km增至597km，并发展快速公交（BRT）至12条线路、总长433km。在城市更新方面，2019年《深圳市城中村（旧村）综合整治总体规划（2019-2025）》划定用地规模99km2的综合整治分区，进行系统整治。一方面治理脏乱差，消除消防安全隐患，推进城中村物业管理全覆盖，优化出租屋和人口管理服务，提升居住品质；另一方面将部分城中村综合整治后统筹纳入住房保障体系，定向分配给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同时深圳加速土地二次开发利用和地下空间开发，建设紧凑型城市。

4结论与建议

1）中国应适应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发展趋势，全面提升城市规划水平，加快改善城市治理。从纽约、伦敦、东京、莫斯科、新加坡等城市规划演进看，早期城市规划多以产业人口布局为主；现今城市规划则以城市更新、多元发展为主，促进城市均衡增长。中国不少城市已基本完成产业人口布局，尽管城市化还有较大潜力，但随着中国人口未来逐渐进入负增长，不少地区和城市将出现人口收缩。城市工作重心将从大规模建设逐渐转向精细治理，以人民为中心着重提升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参考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具体措施包括：一是改善城市交通状况，推进交通设施建设，平衡各类建设用地比例；二是提高城市活力，增加绿地广场用地供给、提高商业服务网点密度、鼓励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投入；三是提高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质量，并促进区域平衡。

2）充分尊重城市发展的市场规律，开门做规划。一方面应打开思路，充分尊重人口与资本流动的市场规律，善用引导措施代替行政政策。例如，纽约的郊区化运动借助开发商规划大量廉价低密度住宅，引导大量人口顺利搬离中心区。另一方面，规划编制应完善市民参与机制，充分了解市民对城市发展的期待和需求，城市规划和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城市，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城市。

3）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两种模式：一是先发展后治理，例如伦敦、东京等都曾经历经济高速发展-环境恶化-污染整顿治理这一过程；二是协调发展，例如新加坡在立国之初即注重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中国城市而言，一是政府应严格环保立法与执行，严格控制生产生活废气和汽车尾气排放。二是引导鼓励资金投入到生产能耗和排放优化中，持续降低单位GDP能耗。三是增强城市弹性，建设海绵城市。增加城市绿地比例，提高城市生态环境水平，以及自身净化和应对突发性灾害天气的能力。

4）人口不是导致大城市病的主要原因，规划新城、发展以轨道交通为骨架的多中心城市等是提高人口承载力的有效方式。大城市病主要在于核心区功能产业及人口的聚集超过短期承载能力，与城市人口总量并无必然联系。随着城市布局优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完善等，核心区域及都市圈人口承载力均有望提高。中国不少大城市在城市规划时低估人口增长，导致用地、公共服务及交通设施等规划不足。从国际经验看，当城市集聚发展到一定阶段，中心区的产业、人口有向外疏解需求，并形成两种模式：一是伦敦的有机疏散模式，通过新城疏解核心区功能，并建设多层级城市中心确保城市服务辐射的可达性。二是东京的多中心都市圈模式，构建多个副中心和反磁力中心，通过发达的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加强各中心间连接，中心区部分产业和非核心功能逐渐向周边扩散形成都市圈。

执笔：鸽子叨

“九?一八事变”88周年前夕，香港唯一抗日烈士纪念碑被示威者涂污。

对于示威者的这种无知、无耻行为，网友纷纷表示：疯了！怒不可遏！天理难容！人神共愤！

抗战的历史还未远去，当年革命烈士用热血换来的和平与安宁却正在被冷血暴徒无情践踏，他们的行为不仅仅侮辱了抗日烈士纪念碑和乌蛟腾村英勇牺牲的八名抗日烈士，更侮辱了香港人民三年零八个月的英勇抗争，是对香港三年零八个月黑暗沦陷岁月的彻底无知。

香港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史这一课，他们是时候应该补上了。

1941年12月8日凌晨，凄厉的空袭警报划破了香港夜的静谧，日机炸弹的爆炸声瞬间响彻全岛。早已集结完毕的日军1.5万余人，越过深圳河迅速入侵九龙；12日，九龙沦陷；18日，日军登陆香港。尽管丘吉尔21日声称驻港英军“无论如何决无屈服的念头”，但港督杨慕琦还是于25日圣诞节下午降日，当天被称为“黑色圣诞”。

为巩固香港的重要“堡垒”作用，日军任命陆军中将矶谷廉介为港督，以军警特宪钩织成严密的殖民统治网，大肆进行军事镇压、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使香港进入漫长的“黑暗时期”。

开战前香港抗日活动十分活跃，成为日军的眼中钉。很多抗日电影在香港开拍，亦有市民志愿组织医疗队、护士团、救国抗日团，有些学校甚至向学生提供军训。

也许因为香港抗日意识强烈，沦陷后，日军极之残酷对待香港平民。

一些经历过香港沦陷的老人家说曾看过日军殴打、就地处决平民──起因往往都是小事。“其中一个老人家在德忌笠街，在店铺门外，日军拾到一些垃圾，马上揪出店内职员，将他们打到半死。”

另外，因于香港战前经济依赖转口，沦陷之后，经济完全停顿，生活条件非常恶劣。一些人回忆说，1944、45年，一走出街外就会看到饿死的人。还有一些未曾断气的人已经被人推出街外，他们全身赤裸，身上衣物都被人拿走。”

日军占领香港后，将投降的英军及在港的英美籍人士尽数投往赤柱集中营，对香港的中国人则实行军管。香港群众惨不堪言，抗日热情很高。

此时，战败后的英军早已退往遥远的印度，而腐朽无能的国民党军也裹足不前，只有一直在困境中艰难前行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香港的同胞，毅然派出骨干前往香港发展抗日武装，组织抵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以新界为基地，英勇抗击日军，成为二战期间香港本土唯一的抗日武装。

1941年日军攻占香港后，一小队在乌蛟腾成立的港九大队支援组织，开始了对日军的反击。偷袭启德机场、炸毁日军九龙第四号铁路及军火库等，乌蛟腾小分队立下不朽战功。日军对其恨之入骨，围剿、扫荡乌蛟腾村十余次，但游击队得村民保护屡屡脱险。

1942年9月25日拂晓，大队日军再次包围乌蛟腾村，封锁村中各处路口，带同军犬逐户拍门，无论男女老少，一律押往村前的晒谷场坐下。日军头目在晒谷场当中审问村长李世藩，先用甜言蜜语引诱，后以严刑酷法恐吓，逼问游击队的情况。李世藩晕了又醒，醒了又晕，坚不吐口，最终壮烈牺牲。日军又将另一位村长李源培押往溪涧，对其灌水拷打，烧烟灼背，马蹄踏腹。李源培在残酷折磨之下，依旧毫不松口。

日军的残暴镇压，激起了群众的民族仇恨，乌蛟腾村的热血男女纷纷加入港九大队，开始了英勇的抗日征程。

1951年10月，乌蛟腾村民合力在村西头一处山坡下修成“乌蛟腾烈士纪念碑”，以纪念李世藩、李宪新、李天生、李志宏、李官盛、李伟文、王官保、王志英、李源培等九位烈士。1984年9月，曾生重访乌蛟腾，建议将纪念碑改名为“抗日英烈纪念碑”。1985年8月，纪念碑重修。2009年12月，纪念碑迁于新娘谭道与乌蛟腾交汇处重建。

三年零八个月，在港九独立大队的带领下，包括乌蛟腾村八名烈士在内的成千上百的英烈，为抵御外辱抛头颅，洒热血。尽管身份、地位、年龄、阶层不同;性格、职业、观点各异，但是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共同诠释了一个中国人该有的品质。

他们的英勇抗战向世人表明，香港人深具爱国传统，也不乏牺牲精神。反观当前在香港公开投靠外国、肆意进行打砸破坏的暴力分子，他们绝不能代表香港，更没有资格代表香港人，他们永远无法撼动香港属于中国这一事实，永远无法冲淡中国人的血缘亲情。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痛斥，涂污抗日英烈纪念碑的恶行人神共愤，侮辱英烈是对历史的无知、对恩人前辈的背叛，是禽兽不如的劣行，与当年侵略者与汉奸所为一样，定会受到历史的审判、人民的唾弃。

香港立法会议员陈克勤在其“脸书”账号上这样写道，“我不知道涂污者的脑袋到底装些什么，但我肯定知道他对香港的历史毫无认识、对烈士先人毫不尊重！”他表示，“今天，这种野蛮的、良知泯灭的破坏行为，已经令我无法理解。表达要求从来都是没有问题的，但要用到这种方式去宣泄对国家民族的不满，一般人绝对不会接受。这不禁令我想起汪精卫，年轻时是革命党的头号‘义士’，后来变成头号大汉奸。多读历史，还是真有需要。”

虽然涂污者的行为极端恶劣，但是，我们还要看到，香港依然有正气！

香港中年市民钟华新一行五人大约晚10点左右率先抵达乌蛟腾抗日烈士纪念园，他表示，英雄墓碑上被喷上了“反送中”的字眼非常愤怒，因为这是侮辱中华民族烈士的行为，“已经不是内部政见矛盾的事情了，而是敌我分明的战争。”他表示，明天‘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所以（清洁）这个事情不可能等到明天，不可能让我们的烈士在‘九一八’这天被人侮辱。我一分钟也等不了。”

为国捐躯的战士之英灵，将世代守护这片热血大地。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二战期间香港本土唯一的抗日武装：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闹“港独”？麻烦读一读香港抗战史》、《还原香港抗战史》、《香港保卫战-被遗忘的历史？》、《用生命守护生命（民族记忆·你不知道的抗战故事）》、《一分钟也等不了！香港市民连夜赶来还抗日烈士尊严》等文章。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ETC的老车主不少都使用储值卡，充值有颇多不便。

现在好了！市交通卡公司、市交通委指挥中心说，个人用户可携带沪通卡储值卡、车主身份证、车辆行驶证和拟绑定的银行卡（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前往各ETC服务网点或以上四家银行中的一站式服务网点办理。单位用户需携带沪通卡储值卡、单位证明以及企业基本账户信息前往建设银行一站式服务网点进行办理。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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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10月底前，本市已经完成了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进博会后将扩大开放ETC车道占比70%以上，从11月1日起，正式进入联调联试和试运行阶段。到2020年1月1日，将调整通行费计费方式，统一按车（轴）型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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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18-12-28 3:1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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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房市, 加拿大按揭

【大纪元2018年12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平多伦多编译报导）如今人们见面闲聊，必定会聊到房子，要么苦恼如何小房换大房，要么想着如何趁最佳时机卖房套现。以下5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帮买家了解房市，找到最划算的按揭，有助于买家做出明智的买房决定。

据《环球邮报》报导，个人理财专家卡瑞克（Rob Carrick）表示，超低利率时代已成过去，今后利率持续上升大环境下，按揭期限长，可大大减少按揭月供，令人有机会喘口气，腾出一些钱成家，或还车贷，或做退休储蓄计划等。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首付越多越好。

好好计算一下凭自己经济实力，到底最多能供多贵的房子？银行给建议时，最关注的是借贷人是否有还款能力，建议的数字多靠不住。计算时，不要同时考虑日托或退休储蓄等其它支出。使用《环球邮报》网上“Real Life Ratio”按揭计算器，能帮你算出在不影响其它生活支出情况下到底最多能买多贵的房子。

加拿大房产销售模式早就过时，现在出现许多新兴企业，今后地产销售行业肯定会面临大洗牌。其中一个新兴企业从以色列学到的销售模式是：以色列人买房时，会上像加拿大Kijiji一样的自行交易网站，登陆后挑好房子，然后直接下单购买。加拿大人买房，离这一天可能也不远了。

房贷到期要重续，但按揭收紧，重续房贷不易，怎么办？许多没法续贷的人，只能被迫找私人贷款机构。许多信用卡债务等沉重的人，急需现金周转，私贷的确能解其燃眉之急。

前几年，温哥华房子几乎被外国人买光，政府被迫推出外国买家税。这么做，温哥华房价到底降了没？专家研究分析认为，海外买家税的确起了作用，推出后，温哥华买房担负力立马上升。

责任编辑：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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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来上海出差，为什么请他们吃饭？

1960年3月19日，毛主席来到上海出差，考察当地工业发展的相关情况。

当天晚上，毛主席在上海文化俱乐部接见了联华带钢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孙令煕、上海工具厂革新能手朱富林、全国先进工作者上联电工器材厂工程师杨新等人，并请这几位技术大牛吃晚饭。

饭桌上，毛主席主动举杯敬大家，诚恳地说到:上海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技术革命搞得很好，我请大家吃顿便饭，感谢上海工人阶级。革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们在大搞技术革命的时候，尤其要记住这条真理。不试验，不失败，不会成功，凡事都要经过试验，在失败中取得经验然后才会成功。

毛主席的谈话，让现场在座各位工人代表，倍感温暖亲切，深受鼓舞。毛主席请技术工人吃饭，主要目的还是增进工人的感情，在饭桌上了解更多技术改革的事情，同时也让技术工人感受到被尊重。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毛主席非常尊重技术工人，也善于同工人做有效沟通，体现深入基层做调查研究的一贯作风。

毛主席生活很节俭，很少请高官与干部吃饭，请客对象基本以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为主，坐上客有: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钱学森，不畏艰苦的农民模范李顺达、陈永贵、申纪兰等，拼命采油的工人模范王进喜，以及扎根农村干革命的邢燕子、董加耕等人。

毛主席伟大的人格魅力，往往源于此，他老人家所有呕心沥血的努力，所有应接不暇的应酬，甚至所有不近人情的严厉，都是毫无保留地为了把多灾多难的国家建设得更为富强，让历经磨难的人民群众过上不受列强欺辱且衣食无忧的好日子。

公者千古，如日月同辉！

　　2019年11月5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豫园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夫人布丽吉特。两国元首夫妇偕行游园，宾主不时驻足，观赏江南园林景致。位于上海老城区东北部的豫园，与上海城隍庙毗邻，是著名的江南古典园林，是闻名中外的名胜古迹和游览胜地。在这里，你不仅能欣赏雕梁画栋、亭台楼阁，更能听昆曲、赏名画、逛商铺、享美食，在热闹与祥和的氛围中尽情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豫园始建于嘉靖、万历年间，距今已有四百余年历史。园主人潘允端曾任四川布政使，其父潘恩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和刑部尚书。潘允端为让告老还乡的父亲安享晚年，从嘉靖己未年（1559年）起便在住宅世春堂西面的几畦菜田上聚石凿池、构亭艺竹，经二十多年建成豫园。“豫”有“平安”“安泰”之意，“豫园”有“豫悦老亲”的意思。当时的豫园占地七十余亩，规模宏丽，亭台轩昂，人称“奇秀甲于东南”“东南名园冠”。

　　豫园建成后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名园。此时我国的戏曲正处在南戏取代北杂剧的时代，兴起于江苏昆山的昆曲出现大量剧目和演出。潘允端对戏曲十分雅好，于是成立梨园戏班，在豫园进行频繁的演出活动，演出的戏曲剧目有《精忠记》《琵琶记》《昼锦记》《西厢记》《连环记》《银瓶记》等二十余出。潘允端留下的著作《玉华堂日记》，四分之三的篇幅和戏曲有关，对研究昆曲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潘允端晚年家道中落，豫园于明朝末年为张肇林所得，其后至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为不使这一名胜湮没，当地的一些富商士绅在此重建楼台，增筑山石。清乾隆年间，豫园旁的城隍庙香火鼎盛，四周逐渐成为庙市，商贾纷纷在园内开设店铺，各地商人常来此聚会、谈交易，一批饭馆、酒店、茶楼十分兴旺。

　　豫园亦是“海上画派”的发祥之地。清末，上海由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繁荣的艺术品市场，吸引众多书画家蜂拥而至。豫园因其特有的地理位置、环境氛围和历史文化内涵，成为书画家们云集之地。任伯年初到上海即寄寓于豫园的飞丹阁，吴昌硕更是长时间在豫园进行书画创作。其他如高邕、钱慧安等海上画派的先辈名家，无一不与豫园结缘。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因战乱的缘故，豫园亭台破旧，假山倾坍，旧有园景日见湮灭。1956年至196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历时五年，对豫园进行整治、修复，豫园重现了昔日秀丽的容貌。现在的豫园占地三十余亩，楼阁参差，山石峥嵘，树木苍翠，清幽秀丽，体现出明清两代江南园林建筑的艺术风格。

　　从解放前的满目疮痍、残垣断壁到今日的繁华盛象、行人如织，独具海派文化风情的豫园见证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变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刘芳源 资料来源：新华社 豫园官网 上海豫园管理处 国际金融报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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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地位仅次于行政长官的政府官员，其支援部门为政务司司长办公室。政务司司长现属行政会议官守成员，也是可以署理行政长官职务的三名司长中最高级的一位。政务司司长休假时，会由一众时任局长中年资最久的一位署任（2012年7月1日前通常为孙明扬）。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是张建宗。
[1]

中文名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

外文名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建制时间

1997年7月1日

现任司长

张建宗

1
主要职责

2
历史沿革

3
历任司长

4
福利待遇

编辑

自 2002年7月1日实

政务司司长

施主要官员问责制后，政务司司长与财政司司长、律政司司长及各政策局局长，同属政府最高层的官员，向行政长官负责。政务司司长是行政会议的成员，亦是可以临时代理行政长官职务的三名司长中最高级的一位。
[2]

政务司司长协助行政长官，督导他所指定的决策局的工作，并在确保政策制订和实施的协调上担任重要角色。在涉及多个决策局的事务方面，这个角色尤见重要。政务司司长更主理行政长官的政策议程中的指定优先处理项目，加强与立法会紧密而有效的工作关系，并拟定政府立法议程的时间表。政务司司长亦执行法例赋予他的法定职能，包括处理上诉以及关于某些公共机构的运作等。这些工作主要由政务司司长办公室辖下行政署提供支援。
[2]

解决民生事宜、长远规划社会基建，以及制定人口政策，是第四届特区政府优先处理的工作。行政长官亦曾在其竞选政纲承诺建立一个服务型政府。过往的经验显示，社会关注的事宜往往不能清楚地归纳为某个政策/工作范畴或某个部门的工作。社会期望政府反应更快，并贯彻跟进跨局政策的工作。涉及人口和扶贫这两项重要政策亦有需要由政务司司长亲自督导。有见及此，本届政府在政务司司长办公室下成立了「政策及项目统筹处」，目的是：
1、协助政务司司长于制订政策(尤其是有关扶贫及人口的政策、策略及行动计划)时，在整个政府内作出更佳的协调；
2、为扶贫委员会和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及其辖下部分专责小组提供秘书处支援服务；以及提供首站及一站式的跨局/ 部门谘询及协调服务，利便政府顺利推行有助可达致政策目标的土地发展及其他特别项目。
[2]

编辑

政务司司长的职权源自香港殖民地时代的辅政司（Colonial Secretary），1976年改名为布政司（Chief Secretary），为香港政府首长 、香港首席公务员、行政局及立法局当然议员，统领布政司署（香港政权移交后改称政府总部）和全体政府公务员，执行香港总督的指令。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后，改名政务司司长（英文改称 Administrative Secretary，但为突显其首长地位，之后再改称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大致沿袭布政司的职务，但政府首长之位由行政长官取代，亦不再是行政会议当然成员
[3]
；布政司署则改称政府总部。
虽然根据《香港基本法》第60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设政务司、财政司、律政司和各局、处、署。”，但香港特区政府从无设“政务司”的部门或职位，而政务司司长的支援部门则名为“政务司司长办公室”而非“政务司”，有别于律政司的设立。
2002年7月1日以前，政务司司长属于政府公务员，为公务员中最高职位，各局局长亦为其下属，政治及行政地位在各局局长之上。但前行政长官董建华（任期1997年－2005年）推行高官问责制后，政务司司长成为了政治任命官员，各局长改为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有人认为，政务司司长职责减少，只是负责行政长官所指定的工作，没有固定范畴，没有行政长官的命令亦不可干涉各政策局，只是排名上和薪金比各局长高一些，曾被一些人戏称为没有实权的“无兵司令”。2005年6月，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上任，表明政务司司长将在政府上担任的较重要的政治角色和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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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英国殖民时期辅政司
1、麻恭（George Alexander Malcolm）1843年6月27日—1844年5月9日
署理 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43年8月21日—1843年8月29日
2、卜鲁斯（Frederick William Adolphus Wright-Bruce）1844年5月10日—1846年
3、威廉·坚（William Hull Caine）1846年—1854年4月12日
4、孖沙（William Thomas Mercer）1854年4月13日—1867年5月14日
署理 巴尔（Henry John Ball）1867年5月14日—1867年7月13日
署理 史密士（Cecil Clementi Smith）1867年7月13日—1868年5月7日
5、柯士甸（John Gardiner Austin）1868年5月7日—1878年4月4日
署理 裴乐士（John MacNeile Price）1878年4月4日—1878年9月16日
署理 查理士·梅理（Charles May）1878年9月16日—1879年1月3日
6、马师（William Henry Marsh）1879年1月3日—1885年6月10日
署理 史钊域（Frederick Stewart）1885年6月10日—1887年10月5日
7、史钊域（Frederick Stewart）1887年10月5日—1889年10月6日
署理 利斯特（Alfred Lister）1889年10月7日—1890年1月17日
8、菲林明（Francis Fleming）1890年1月17日—1891年2月26日
署理 田尼（Walter Meredith Deane）1891年2月26日—1891年5月30日
署理 古德曼（William Meigh Goodman）1891年5月30日—1892年3月11日
9、柯布连（George Thomas Michael O’Brien）1892年3月11日—1894年4月30日
署理 骆克（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1894年4月30日—1895年3月26日
10、骆克（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1895年3月26日—1902年4月23日
署理 谭臣（Alexander MacDonald Thomson）1902年4月23日—1902年5月14日
11、梅含理（Francis Henry May）1902年5月14日—1910年4月30日
署理 谭臣（Alexander Macdonald Thomson）1910年4月30日—1911年2月22日
署理 金文泰（Cecil Clementi）1911年2月22日—1911年6月7日
12、班士（Warren Delabere Barnes）1911年6月7日—1911年10月28日
署理 蒲鲁贤（Arthur Winbolt Brewin）1911年10月30日—1911年11月28日
署理 金文泰（Cecil Clementi）1911年11月28日—1912年2月2日
13、施勋（Claud Severn）1912年2月2日—1925年11月14日
署理 符烈槎（Arthur George Murchison Fletcher）1925年11月14日—1926年1月9日
署理 夏理德（Edwin Richard Hallifax）1926年1月9日—1926年5月1日
14、修顿（Wilfrid Thomas Southorn）1926年5月1日—1936年3月23日
署理 那鲁麟（Ronald Arthur Charles North）1936年3月23日—1936年8月25日
署理 富励士（Robert Andrew Dermod Forrest）1936年8月25日—1936年9月8日
署理 那鲁麟（Ronald Arthur Charles North）1936年9月8日—1936年11月26日
15、史美（Norman Lockhart Smith）1936年11月26日—1941年12月8日
16、詹逊（Franklin Charles Gimson）1941年12月8日—1941年12月25日
日本占领香港时期，职位取消（1941年12月25日—1945年8月30日）
17、麦道高（David Mercer MacDougall）1946年5月1日—1949年5月11日
署理 杜德（Ronald Ruskin Todd）1946年6月—1947年1月
18、列诰（John Fearns Nicoll）1949年5月16日—1952年1月23日
署理 杜德（Ronald Ruskin Todd）1952年2月—1952年2月
19、柏立基（Robert ‘Robin’ Brown Black）1952年2月13日—1955年3月30日
署理 侯士（Richard John Clyde Howes）1955年4月—1955年4月
20、戴维德（Edgeworth Beresford David）1955年4月14日—1958年1月24日
署理白嘉时（Claude Bramall Burgess）1957年12月—1958年1月
21、白嘉时（Claude Bramall Burgess）1958年1月24日—1963年3月10日
22、戴斯德（Edmund Brinsley Teesdale）1963年3月11日—1965年3月28日
署理 韩美洵（Geoffrey Cadzow Hamilton）1965年3月29日—1965年9月1日
23、祈济时（Michael David Irving Gass）1965年9月2日 —1969年1月22日
署理 韩美洵（Geoffrey Cadzow Hamilton）1969年1月23日—1969年3月27日
24、罗乐民（Hugh Selby Norman-Walker）1969年3月28日—1973年9月29日
25、罗弼时（Denys Tudor Emil Roberts）1973年9月30日—1976年8月26日
香港英国殖民时期布政司
1、罗弼时（Denys Tudor Emil Roberts）1976年8月27日—1978年10月2日
2、姬达（Jack Cater）1978年10月3日—1981年11月19日
3、夏鼎基（Charles Philip Haddon-Cave）1981年11月20日—1985年6月9日
4、钟逸杰（David Akers-Jones）1985年6月10日—1987年2月11日
5、霍德（David Robert Ford）1987年2月12日—1993年11月28日
6、陈方安生（Anson Maria Elizabeth Chan Fang On-sang）1993年11月29日—1997年6月30日
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
1、陈方安生（Anson Maria Elizabeth Chan Fang On-sang）1997年7月1日—2001年4月30日
2、曾荫权（Donald Tsang Yam-kuen）2001年5月1日—2005年5月25日
署任 孙明扬（Michael Suen Ming-yeung）2005年5月25日—2005年6月30日
3、许仕仁（Rafael Hui Si-yan）2005年7月1日—2007年6月30日
4、唐英年（Henry Tang Ying-yen）2007年7月1日—2011年9月30日
署任孙明扬（Michael Suen Ming-yeung）2011年9月28日—2011年9月30日
5、林瑞麟（Stephen Lam Sui-lung）2011年9月30日—2012年6月30日
6、林郑月娥（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2012年7月1日—2017年1月16日
署任 张建宗（Matthew Cheung Kin-chung）2017年1月13日—2017年1月16日
7、张建宗（Matthew Cheung Kin-chung）
[4]
2017年1月16日—今
[1]

编辑

政务司司长会获编配官邸，官邸位于香港岛白加道15号。
政务司司长坐驾的专用车牌是CS，是英语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的简写。
政务司司长月薪为港币330,000元

参考资料

1.

国务院任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引用日期2017-01-16]
2.

政务司司长职责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引用日期2017-02-19]
3.

根据《香港基本法》，行政会议不设当然成员

4.

The Hon Matthew Cheung Kin-chung, GBM, GBS, JP,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英文版）[引用日期2019-07-16]

词条标签：

政治

以下文章来源于环球网 ，作者环球记者组

11日，一张在互联网上疯传的图片震撼了整个香港：熊熊的火苗在一辆黄色的香港校车前燃烧。下午，警方在记者会上证实，有暴徒将汽油弹投掷在了一辆学校校车前，情况非常危险。

就在同一天，早晨在西湾河面对暴徒殴打和抢枪而连开三枪的警长还在上小学的女儿被暴徒在互联网上“起底”，其姓名与学校一并曝光。有人在网上扬言“祸必及妻儿”，要把小女孩“从楼上扔下来”，也有暴徒声称要去打砸该小女孩所在的学校。

这两件事把许多香港父母的不安与愤怒推向了高潮：我们的孩子，在香港还安全么？

一辆校车受到汽油弹波及

开枪警长女儿所在学校外出现大量黑衣人

许多小朋友被吓哭

孩子和该警长女儿就读于同一所学校的郑女士11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当天开枪事件后不久，就有一名戴着口罩的黑衣人举着牌子站在学校门口。包括学校老师和社工在内的多人试图劝他离开，但黑衣人始终没有走。

郑女士称，此后有警察来到学校护送上述警长女儿回家，学校也于当日10时45分安排放学。不过，由于学校所在地区已经出现堵路和暴力事件，很多学生在学校滞留超过2小时才能离开。有一辆校巴因为中途经过道路被堵塞的旺角，一直到下午4时左右还没能把学生们全部送到家。目前，学校已宣布12日至13日停课。“在这些动荡的日子里，让我们保护我们的孩子，并为他们提供精神上的支持。”校方向家长们发出的通知中写道。

另外一名孩子也在该学校读书的香港妈妈则告诉记者，这所学校里平时幼儿园小学中学离校时间不尽相同，但11日受到威胁后，学校赶紧把所有学生都集中在一起“大撤离”，所以安排学生上车就花了不少时间。还有一些不坐校车的学生，学校也紧急逐一和家长确认接送安排。

“我的女儿还在上小学，但疏散的时候她已经知道原因了。由于当时有各种传言，师生们都特别紧张。我女儿说，当时有老师紧张到哭出来，小朋友们更是有很多吓哭的。”这位妈妈告诉《环球时报》，“校巴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女儿看到学校门口停有不少私家车，车里坐着黑衣人。她还说，校巴上有别的小朋友看到车里有黑衣人拿刀的。后来，校车上的阿姨马上让小朋友拉上窗帘，不要再向外张望。”

开枪警长女儿被起底和威胁的遭遇并非个例。“反修例”风波五个月以来，不少警察的子女在校内遭到霸凌，在校外遇到安全威胁。香港青年协会近日进行的一份中学生心理健康调查发现，如今的社会环境对警察子女已经造成影响，有初中生与警察父亲同住，因为同学都知道他父亲的职业，因此一开学就感到同学的异样目光，让他不敢与朋友接触，开学一个月已“不想上学”，曾“诈病”逃避压力。

网传照片，公交车外火苗熊熊，车内小朋友恐惧地把头压下

黑衣暴徒打砸幼稚园校车

父母“从未像现在这样恐惧”

不止是警察的子女，11日对于整个香港的孩子和家长来说都是“黑色的一天”。除了那辆差点被汽油弹点燃的校车，当天还有一辆幼稚园的校车遭遇了暴徒的攻击。一家名为Highgate House School的香港幼儿园11日下午发布声明称，该园一辆车牌号码为“DS6258”的校车早晨在开往学校的路上，在薄扶林路上接近香港大学的区域遇到一个路障，当校车试图绕路前行的时候，一群暴徒涌来并打砸校车左侧的车窗，车窗的玻璃被打破。让人气愤的是，据声明称，暴徒打砸校车时，车上还有一名小朋友，万幸的是小朋友没有受伤。

两辆校车的遭遇在许多香港父母中引起了极大忧虑和愤慨。“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恐惧过”，11日，一名小学四年级学生的妈妈这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家孩子一直坐校车上下学，以前总认为学校和校车还是安全的，但今天早上的事情彻底把我吓到了，一整天都不安心。”

这名妈妈说，自己孩子的校车原定路线经过西湾河，不过早上因堵路而临时改道，后来当她知道那里竟发生了暴徒抢枪事件时，她简直后怕极了。她还告诉记者，因安全原因，自己孩子的学校中午就紧急通知各位家长前去接孩子回家，由于早上的两起校车事故，很多父母已不再放心校车的安全，亲自赶到学校接孩子回家。

由于暴徒们11日这天使全港交通陷入“大瘫痪”，许多家长中午和下午根本到达不了学校接不到孩子，更是担心到了极点。另一位香港妈妈11日告诉《环球时报》，因为地铁已彻底被暴徒打烂，公交车也停止运营，她有两名朋友都没法去学校接被紧急疏散的孩子，焦急的她们只好请一位有车的朋友去接，一路上花了几个小时才到达。而有在港岛上学的孩子，由于隧道被堵死无法过海，只好和父母一起徒步翻山才回到家。

穆先生在香港一家国际学校作老师。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所在的学校一整天都处在不安的气氛中，不仅本地和内地的孩子与家长担心，就连外国小朋友也一样害怕。“我们班今天没来和早退的学生超过四分之一，有学生八点才到学校，九点半家里人就因为害怕把他接走了。很多学生告诉我，他们在来的路上看到路障和暴徒与警察的对峙。我也提醒他们，上校车前少喝水，因为不知道路上要走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穆先生对记者说，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正在离开香港，因为他们的家人认为这里太不安全了。

“我已愤怒至极，暴徒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了！”郑女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她与几位家长已经决定要一起保护孩子们，哪怕需要组成“人墙”也义无反顾，决不能让暴徒进入学校。“然而，我看到社交媒体的家长群里却有一些人丝毫不把孩子的安全放在心上，反而去要求学校与警察‘割席’，真的让我太寒心！”郑女士气愤地说。

暴徒在路上截停公交车

港漂妈妈：

“我没法向孩子解释，为什么他不能说普通话”

对于许多港漂父母和跨境学童家长来说，如何把孩子送回内地读书，已经成为他们最近最急迫的想法。他们不只忧心孩子在街道上的安全，更忧心孩子在校园中可能遭受的欺凌、歧视，以及已暴露出严重问题的香港教育对孩子可能造成的影响。

“我没有办法向我的孩子解释，为什么出门在人多的地方，他不能说普通话”，一名在香港已经“漂”了五年的妈妈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痛苦地说道，“当在街上看到一群人围着警察辱骂的时候，孩子问我，为什么那些人要骂警察，他们不是保护我们的么？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来香港，本来是为了孩子，想让他在成长中能有更多机会，可以在这里同时学到中西文化，将来有更多选择。但我没想到，现在不仅他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还要担心他的心理会潜移默化地被糟粕影响。”这名孩子还在上小学的“港漂”妈妈表示，“我对孩子的未来已看不到希望，我现在只想带他回内地。我已让朋友帮助咨询联系内地的学校了。”

许多跨境学童的父母则面临更痛苦的抉择。由于跨境学童绝大部分都出生在香港，没有内地身份也意味着他们无法正常入学普通的内地中小学，只能选择费用高昂的国际学校。“国家能否考虑允许香港身份的孩子跟随还是内地户口的父母回内地读书？”“能否有一些支持港漂及其子女回流的政策？”在《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中，有许多跨境学童家长和父母忧心忡忡地向记者询问和恳求，“请在这个特殊时期，给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一些支持吧。”

“对于一些来自深圳的学生家长而言，香港教育的吸引力正在迅速消退。”香港《南华早报》10日这样写道。报道称，一家独立教育机构荟同学校今年早些时候在深圳开办了分校，该校招生主管凯拉·高表示，近两个月来，香港家长对该校的入学咨询开始明显增加。高表示，来该校咨询的大部分父母态度都很坚定：他们都希望（与子女）返回深圳。有的从安全方面考虑，有的担心孩子是否会受到平等对待，但基本都是“出于对孩子的保护和为家庭做长远打算”。

一辆港铁列车内被纵火。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赴香港特派记者白云怡 成仲 赵雨

序前言第一章 香港的政制变迁第一节 香港政制的历史源流一、港英政制的源头二、港英政制的流变三、港英政制的结构和特点第二节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制结构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的基本结构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的特点第三节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制改革一、高官问责制改革二、香港的民主化进程 第二章 香港的法制变迁第一节 香港法制的形成与特点一、香港二元化法制的形成与流变二、判例法主导下的港英法制体系三、港英时期的香港法制特点第二节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制体系一、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制的基础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制的基本结构三、香港特别行政区判例法的发展 第三章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院组织第一节 终审法院一、终审法院的组成二、终审法院的司法管辖权第二节 高等法院一、高等法院的组成二、高等法院的司法管辖权第三节 区域法院．一、区域法院的组成二、区域法院的司法管辖权第四节 裁判法院一、裁判法院的组成二、裁判法院的司法管辖权第五节 土地审裁处一、土地审裁处的组成二、土地审裁处的司法管辖权第六节 劳资审裁处一、劳资审裁处的组成二、劳资审裁处的司法管辖权第七节 小额钱债审裁处一、小额钱债审裁处的组成二、小额钱债审裁处的司法管辖权第八节 淫亵物品审裁处一、淫亵物品审裁处的组成二、淫亵物品审裁处的司法管辖权第九节 死因裁判法庭一、死因裁判法庭的组成二、死因裁判法庭的司法管辖权第十节 司法管理的行政化一、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管理权二、其他各级法院领导的管理权 第四章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官与陪审团第一节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官一、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二、法官资格三、法官任免四、法官任期五、法官行为指引六、对法官的投诉、诉讼及处分第二节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陪审团一、陪审团的职责二、陪审团的组成三、陪审员的资格与产生四、陪审团的裁决规则五、陪审员的职责和待遇六、陪审团制度改革的最新探索 第五章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民事司法改革第一节 香港法院民事司法改革背景与思路一、香港法院民事司法改革背景二、香港法院民事司法改革思路第二节 香港法院民事司法改革主要内容与保障措施一、民事司法改革主要内容二、民事司法改革保障措施 第六章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司法独立第一节 香港法院司法独立的传统与现状一、香港法院司法独立的传统-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司法独立的现状三、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司法独立的积极意义第二节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司法独立的具体保障措施一、法官的任期保障二、法官的司法豁免三、法官的薪酬保障第三节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司法独立的展望一、对于香港法院的立场的预期二、对于香港立法会与香港政府的立场的预期三、对于中央国家机关的立场的预期 第七章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角色定位第一节 中国主权下的香港法院一、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与内地法院的关系第二节 司法消极主义与司法积极主义一、香港法院的司法消极主义传统二、司法积极主义对香港法院的影响 第八章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司法审判第一节 香港法院的民事审判一、香港法院民事审判的法律渊源二、香港法院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三、香港法院的民事司法管辖权四、香港法院民事审判基本程序 …… 第九章 香港法院的法律解释与宪法性解释传统第十章 香港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第十一章 香港法院作用带来的思考参考文献附录

今日！U19足协杯决赛大连一方PK上海申花，中国足坛再现连沪争霸

北京时间10月29日（今日）下午15时30分，U19中国足协杯决赛在昆明海埂上演，大连一方U19梯队将与上海申花U19梯队上演终极对决，中国足坛再现连沪争霸！

作为中国足球的两大重镇，上海和大连都是中国最早开始足球运动的城市，足球历史绵延百年，人才辈出。

当年的大连万达与上海申花巅峰对决，郝海东、范志毅、张恩华、吴兵对抗中。

1994年，中国足球进入职业化时代，甲A联赛进行得如火如荼。2004年，中国足球顶级联赛升级为中超联赛，甲A时代结束。在甲A十年里，那十年里，大连万达（包括后来变更为大连实德）7次夺得甲A联赛冠军，上海申花夺得1次冠军5次亚军，可以说，连沪争霸就是甲A十年的主旋律。甲A时代两队在直接对话中势均力敌，每场对决都成为经典。连年死磕，让大连足球和上海足球多了几许惺惺相惜。

大连实德球员阎嵩对决上海申花球员孙祥，超白金一代代表球员直接对话。

进入中超时代后，上海申花逐渐淡出夺冠行列，大连足球也因为诸多原因每况日下，人才流失和断档严重，已经不复当年风采。在蛰伏中甲三年后，大连一方重新杀回中超，在万达集团的资金支持下，重新在中超联赛中站稳脚跟。

在U19足协杯决赛上对决上海申花的大连一方U19梯队

2019年万达集团宣布重新回归中国足球后，充分认识到了大连足球盛极而衰的问题所在，将更多精力放在了重建大连足球青训体系上，在重视校园足球的同时，对大连一方足球俱乐部各级梯队也投入了更多精力，经过合理的投入和科学的训练，各级梯队的实力都有所提升，其中就包括大连一方U19梯队。

2019年中超联赛中大连一方对阵上海申花

因为底子薄弱，大连一方足球俱乐部赛季初给U19梯队设定的目标是在U19青超联赛A组中保级，但经过石磊、临时主帅张耀坤和现任主帅吕刚的努力，大连一方U19梯队球员实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得到提升，球队的排名也从积分榜下游逐渐上升，现排名U19青超联赛A组第7名，早已完成保级目标。

大连一方足球俱乐部U19梯队教练组

在联赛既定目标已经完成的情况下，大连一方U19梯队在中国U19足协杯上全力出击，在每一场比赛中都团结一致全力以赴，用顽强拼搏激发自身战斗力，相继淘汰了天津泰达、深圳佳兆业和新疆雪豹，一路过关斩将闯入了最后决赛。

大连一方小将们向U19足协杯冠军发起冲击

终极对决中，大连一方U19梯队遇到了大连足球的老对手上海申花。面对青训水平在全国领先的上海申花，大连一方U19梯队的小伙子们在个人实力对比上毫无优势。但无论对阵上海申花的结果如何，能够创造奇迹，连克强敌闯入U19足协杯决赛，大连一方小将们都已经是胜利者。

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面对实力在自己之上的上海申花，大连一方U19梯队的教练组和球员将轻装上阵，以平和的心态全力一拼，争取在U19中国足协杯决赛中继续上演奇迹！

大连加油！一方好运！